热门搜索毕业论文 护理毕业论文 研究生毕业论文 电子商务论文 本科毕业论文 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经济论文

论文网 > 文化论文 > 历史学论文

国史学科理论走向成熟至关重要的一步———解读程中原先生《信史立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

发布时间:2017-08-25编辑:毕业论文

  程中原先生是资深学者,中文专业出身,中年以后,治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成果迭出,佳作颇多,广受好评。程先生还曾担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毫无疑问,程中原先生是当代中国史学界享誉甚高的名家。近来,程先生将其多年研治国史之经验、心得汇成《信史立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一书(以下简称《信史立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学术界奉献了一部难得的关于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专著。

  一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化、优化,自然离不开相应的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支持。但目前这方面的研讨尚不多见,高水平成果更是稀见,程先生的这部著作取得不少突破,很值得重视。就理论创新而言,《信史立国》一书中可称述者不少,以下择要论之。

  首先,对“两个趋向论”做了重要补充。两个趋向论是指在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两个趋向论”由胡乔木首倡,龚育之在改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七章时,进一步做了详尽论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广行于世,这一论断也深入人心。平心而论,关于1949年之后的党史、国史的研究,概括性较强的理论成果为数不多,“两个趋向论”是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并已为大量研究者所采用。程中原先生在研治国史过程中,将“两个趋向论”延伸到关于“文化大革命史”的论述中。他认为,“‘文革’的历史也不是单一的,事实上,存在着两个趋向,两种历史”,“应该看到,周恩来主持的1972年的整顿,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的整顿,都是在‘文革’发展到那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前十年发展起来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发展”。故此,他强调,“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关于两个不同发展趋向的论点应该加以补充”,“在‘文革’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并未完全中断,并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做了更为直接的准备”。不难发现,程先生对“两个趋向论”的补充,是有比较充足的根据并经过了较严密的推论,因而,也是一个不容轻视的理论创新成果。

  其次,程先生对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也有较深入的思考。在这部文集中,有关于口述历史的专论,即《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此文篇幅不长,内容却十分丰富。在这篇文章中,程先生不仅简要回顾了国内口述历史的发展历程,还针对口述历史的定义、类型、价值,口述历史的工作规范等做了独到的阐释。与国内许多学者不同,程先生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不以堆砌新奇概念为能事,他所作的论述、阐释,均以个人的口述历史实践经验和他对国内口述历史作品的研读心得为基础,是实事求是、具体深入的探索成果。这篇文章也曾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左玉河的《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辛逸的《口述史学新解———以山西十个合作社的口述史为例》等引发关注的口述历史理论文章,皆有取鉴程先生文章之处。

  再次,程先生在通俗历史著作的建构上也有不少独家心得,为目前蓬勃发展的公共史学(亦称公众史学)、通俗史学做出了贡献。他在主持“1975———1982:伟大历史转折研究”课题时特别强调,研究成果不仅要在学术上、理论上有新突破,也应该用心写出雅俗共赏、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著作。为此,他和课题组成员编撰了“历史转折三部曲”图文本《前奏》、《决战》、《新路》,这些作品甫经出版应者如云,许多著名学者纷纷撰文肯定。程先生在《回望“1975———1982年伟大历史转折”》一文中,就通俗历史著作的撰写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史学著作除应具备内容丰富、材料扎实的特点外,也要平易近人,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应该通盘考虑、综合应对。第一,书中不应仅有文字表述,还应编配各种插图,图文互映。第二,在著作的体例安排上,尽量采用纪事本末体,把历史进程写得尽可能的清楚。还有,在1930年代和1980年代颇为流行的报告文学,亦有可资借鉴的成分。第三,在具体的语言表述上,要向司马迁学习,力求生动活泼。第四,应适当加强分析评论的分量,要在优美的辞章当中体现出义理和考据的功夫,实现“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的融合。应该看到,史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化目前还缺乏比较成熟的范式,很多学者感受到这一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仍处于探索、总结和提高中,尚未形成系统、深入的公共史学和通俗史学理论体系。程中原先生在高水准通俗史学作品编纂方面的实践与思考,是重要的本土学术资源,值得相关领域研究者重视。

  复次,史学著作的撰写过程中,怎样切实做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程先生对此亦有大篇幅阐释。当代中国史研究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后的研究成果应该具有内容真实、阐释有力的特点,但是,整个的研究、写作过程,绝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所有难点都能在短期内得到顺利解决。在《信史立国》一书中,程先生举出大量实例,分析个中缘由,探寻解决办法。通读全书,可以感受到程先生在怎样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史实方面,确实做了比较深入的探索与推进。最突出的例证有二。其一,是在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时,对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所做的论析。针对“整顿”遭遇挫折的史实,程先生建构出了立体、系统并具有深度的历史阐释。他指出,当其时,邓小平与毛泽东已在三个层面上产生了根本分歧,即实践层面(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路线层面(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理论层面(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三大根本分歧的存在,令“整顿”被迫中断,而邓小平被打下去也确有其历史必然性。在国史研究当中,类似的深度阐释,并不多见。其二,也是在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的过程中,程中原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就怎样科学评述毛泽东在1974年10月的两次谈话,经历了很大曲折。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强调中国确实已建立、巩固了公有制,但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因此要多读马列著作,要写文章,防止修正主义出现。这两次谈话,碰触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涉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怎样在忠实记录的基础上,做出深入、中肯的分析,令编写组成员颇感棘手。程先生回忆,针对此一问题,编写组多次研讨,争论很激烈,最后形成了一段篇幅较长的分析文字。他认为,“这段话是全书最花力气的,写得比较好,我觉得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并将此段文字全文引录。通过这两个例证,程先生写出了他与同事们取得的突破,也写出了曾经历的艰苦探索,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方面,可能有继续完善之必要,但他们已经完成的探索,无论是在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层面,抑或是在理论阐释与史实记述的有机结合层面,都有很多可取之处,其他研究者可从中获得启示。

  二

  除了在国史研究的理论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程中原先生还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国史研究方法,即“四重证据法”。所谓四重证据法,即以人证、物证、书证和史证相结合的方法。人证是口述采访的成果,物证指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的成果。这两者是当代史研究重要和独特的资源。书证指以档案为核心的文献资料,这是所有历史研究的基础。史证指研究者对一定时期的历史趋势、社会发展特点的总体判断,这是学者综合研究能力的体现,对研究成果的质量会产生直接影响。

  当代中国史不是普通的历史分支学科,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应该更加突出。程先生提出的“四重证据法”,与一般史学研究方法相比,确有特异之处,即特别重视口述历史、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当代口述历史理论在1970年代末即已传入国内,国史研究者对口述历史并不陌生,许多学者在讨论口述历史方法时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就管见所及,目前的国史研究总体尚处于文献史学阶段,研究者依凭的史料主要是以档案、报刊为中心的文献资料,研究者普遍对口述史料的运用抱持着过分谨慎的态度。不难发现,将口述历史融入规范的国史研究,还存在着急需克服的困难。程先生对运用口述历史非常重视、非常积极,他以亲身实践向同行喊话,“为写《张闻天传》,笔者先后访谈83人(另据程先生披露,当时,《张闻天传》课题组成员共采访当事人、知情者208人———笔者注)。从全书1,271条注释可见,大约20%的材料是从采访中获得的口述史料”。他不仅鼓励研究者积极运用口述历史方法,对怎样将口述采访资料有机融入国史研究中,也作了详细的说明。《信史立国》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稿>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与《参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写工作的一些体会》二文,介绍了他和同事们积极开展口述采访的做法。其中,后一篇的介绍尤为详尽,将口述采访对国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说明得更加具体、细致。在该文中,程先生列出了所做过的30多次口述采访,并对每一次采访获得的重要史料及其作用都作了说明。可以说,这是就怎样利用口述历史推动国史研究做了一次生动的示范。此外,对于国史学者怎样借助社会调查的方法来提高研究水平,程先生也有较深入的阐述,限于篇幅,不多做评述了。

  可见,从方法论角度看,程先生提出了一套新的系统的国史研究法,这套方法将口述历史、社会调查与传统的文献史学方法有机融合,时代感突出,针对性更强,在实践中已产生明显作用,并能为其他国史研究者提供重要的治学方法的借鉴。

  三

  很明显,程先生的研究方法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影响。《信史立国》所彰显的学术理念,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多有契合。司马迁治史特别注重社会调查。漆侠先生曾指出,“没有调查访问方法,亦许就没有灿烂夺目的《史记》”。漆先生认为,司马迁因“书缺有间,文献不足”而颇苦闷,这促使他“离开了书斋,投入祖国的原野,从实际访查中获得更多的资料,弥补文献上的不足”,“借助于万里游踪,大大增长了他的见闻,大大充实了《史记》的内容”。漆先生还强调指出,《史记》具有“略古详今的特点”,司马迁“应该说是最早的近现代史家”,他研究秦末汉初以来的历史,“因去古未远,还能够从调查访问中获得比较详尽的材料。例如萧何、樊哙、曹参、陆贾、郦食其等人的事迹,司马迁或通过对他们子孙的访问,或到他们故里去访查,从而获得了完整的记录”。漆先生由此感叹,“这个情况表明了,调查访问方法是了解现状、了解近现代历史情况的一个有效手段”。不难发现,程中原先生治史,与《史记》一脉相承。

  程中原先生的史学思想与胡乔木史学思想也有很大关联。上世纪80年代,胡乔木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写作时反复强调,要向司马迁学习,党史著作也应该成为《史记》那样的著作,也要有类似《项羽本纪》那样的脍炙人口的篇章,其中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能够打动广大读者。胡乔木对口述历史也非常重视,他曾特别推荐了刘英、易礼容等老人,他认为,认真采访这些老人,必会有很多收获。程先生与胡乔木的个人接触不是很多,但在学术理念、治学方法上,确是有许多相通之处。

  还应该看到,程中原先生的这部专著,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根据本土史学实践成果,特别是他自己的科研经历,据实而论,展开梳理、分析与归纳。揆诸国内当代史学界,这样具有原创性、本土化特点的论著并不多见。国内学者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相当一部分是移植、借鉴欧美史学理论的结果,本土的独立探索和建立在本土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概括少有人尝试。实际上,国外学者的史学理论成果,不论抽象程度高低,都有一定具体的史学资源作为研究依据,在深入分析个案的基础之上形成若干概念、理论,是遵循着“先归纳、再演绎”的思想路径。但很多国内学者借鉴域外学术成果之时,对外国学者的这种良好学风视而不见,着实令人困惑。在这种语境之下,《信史立国》的出版,确实为国内史学理论界贡献了一部难得的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史学理论专著,当有助于改进目前的学术风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对史家而言,书写国史是极其光荣的任务,但也是异常艰巨的工作。随着时间推移,国史研究成果已在不断积累,国史的学科性质也日渐清晰,关于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的研讨,已经是现实所需。当然,国史研究的进一步成熟,也离不开理论和方法的提升。回想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过程,也能感到,随着史学著作的不断积累,遂出现了《史通》《文史通义》等史学理论名著,史例、史法逐渐明晰、完善,推动了史学的进一步规范化发展。目前,关于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的深入探讨已显得迫切,程中原先生的《信史立国》的出版正适应这一需求,它是国史学科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会对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热点排行
推荐阅读

崔进论文网提供最新的毕业论文题目, 毕业论文 开题报告毕业论文致谢词、 毕业论文答辩、 毕业论文写作格式、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等。 同时也为大学生提供优质最全的各种专业的毕业论文范文毕业感言毕业留言毕业赠言等。

崔进论文网有部分资源来源于互联网,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问题敬请告知,我们会立即处理。

崔进论文网    网站地图    TAG标签    冀ICP备18024747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