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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史学视阈下的广播史学理论与方法创新

发布时间:2017-08-25编辑:毕业论文

  作为一门行业史,广播史学研究与广播基本同时出现。在我国,由曹仲渊撰写发表于1924年《东方杂志》第18期上的《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是目前已知的最早一篇广播史学文章。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广播史学研究都一直处在匀速发展阶段。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广播史学的发展呈现出加速度状态,主要表现在学科体系建设基本完成,通史性著作及各类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史学研究方法与基本史料积累不断推陈出新,研究人员与平台阵地不断扩大等方面。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通常,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对于一门学问、一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广播史学研究也不例外。不少研究者都曾经指出,当前我国广播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还不够充分。因此,广播史学研究如果要在目前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在理论与方法创新方面多下功夫就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一、我国当前广播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史学研究中,所谓理论,主要指的是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观察历史;所谓方法,主要指的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反映这种观察所得。理论与方法是相互依存、有机统一的。对我国当前广播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梳理,有助于发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需要说明的是,在对当前研究理论的梳理中,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广播史学研究的专著,因为专著篇幅较大,兼顾宏观与微观,对理论的阐释与应用更多,更具代表性。对于“为什么研究广播史学”的回答,是广播史学研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对此,赵玉明在其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新一版)》中有过明确回答。他认为,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探讨、梳理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挖掘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从而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对何为史料的认识,也蕴含着重要的史学理论思想。从目前国内广播史学界研究所使用的史料看,基本以官方文件、史志、报刊等为主。比如,由各大档案馆保存整理的各个时期的广播、宣传管理规定、条例;由各部门、各地方编纂的广播地方志书;各个时期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期刊等。还有一些领导人、管理人员、亲历者的文集、报告、回忆录等也是当前研究主要运用的史料。这种以官方或准官方相关文本为史料的广播史学研究,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官修史书的主要方式,体现的是一种“自上往下看”的史学理论思想。不过,历史是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广播的历史除了包括国家、机构、精英等之外,还包括众多默默无闻的参与者和聆听者,对他们的研究则需要扩充对史料的认识范畴,需要更多的“自下往上看”的史学理论思想。

  如何对历史进行分期,也是史学理论的重要体现。通过对目前现有的几部广播通史分期的梳理来看,其基本与政治史的分期相吻合。媒介从出现之日起,就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广播也不例外。广播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中国,一直都是起着重要的喉舌作用,广播的历史与政治的历史有一定相近性是符合事实的。但广播的历史并非只是广播宣传的历史,广播也并非是政治生活的附属与注脚。在近百年的广播史中,广播与社会生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广播在信息传递方面,在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方面,在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等方面,都有着广泛的作用,也都可以成为历史分期的依据。这种广播史的社会视角,是目前广播史学理论中需要进一步扩充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现代中西方史学界都有着深远影响,我国广播史学理论对其也多有借鉴与应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最重要的理论莫过于唯物史观。其主要观点就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在我国广播史学研究中较为常见。比如,庞亮在研究梅益的广播电视宣传思想时就认为,“梅益广播电视宣传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同他所处的时代有着深厚的关系。当时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都对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包括梅益本人的各种观念的生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再比如,艾红红在阐述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基本理论时认为,“应把广播电视的发展置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而不是孤立地就广播电视论广播电视。不同的广播电视状态,实际上都反映了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要求”。

  西方的新史学理论在我国广播史学界也可以找到一些影子。比如对于整体史观的认识。艾红红曾提出过建立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大历史观”,就是说,在广播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中,不但应该包括传者的历史,还要包括受众、信息、媒介等的历史。李煜在其提出的广播史研究范式转移的设想中,就讨论了借助传播史或者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重新书写广播史的可能性。在目前国内广播史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其主要运用的多以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中的史料收集、史料辨伪、史料校勘以及史事考证为主,从而发现、梳理广播史史实。同时,对于西方史学中的口述史学、计量史学等方法有一些运用。此外,广播史学界对于西方新史学的方法也有所吸收和应用。比如,艾红红对30年代民营商业电台的盈利模式与播音员的待遇进行过研究,其方法带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史模式。李煜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节目创新及国家声音语态的改变对当时社会文化及价值观念影响的研究,带有一定的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广播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已经具备,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将政治理论、宣传理论、部分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理论相结合的研究理论体系。但这一学科基本理论体系搭建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与话语体系,还没有从结合走向融合,仍需进一步夯实与加强。虽然学界对于广播史学理论已经有了一定的反思,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但在具体研究中,应用的还比较少,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理论创新还有一定欠缺,新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完成构建。对此,广播史学界有着清醒的认识。赵玉明就曾说过,目前国内多数相关研究都还处在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阶段,对广播事业发展的分析研究还不够深入。受制于理论发展的客观条件,广播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目前仍主要以服务于历史事实描述的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为主,兼具一些新史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构建过程中的研究方法还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仍需进一步借鉴与创新。

  二、当代中西方主要史学理论与方法

  近年来,中西方史学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所出现的新发展、新趋势已经日臻成熟,并为中西方史学界所广泛运用,取得了很多突破、形成了很多成果。对这些理论与方法的简要梳理,可以为广播史学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1.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经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掀起的“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后,中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逐渐步入近代化、科学化时期,其影响延续至今。经过“文革”的短暂停滞,近年来,主要表现出三个主要趋势:

  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界对“文革”期间教条化、形式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拨乱反正,并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得以正本清源,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当代国内史学界的主流地位。

  二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复兴。在早期新历史考证主义注重史料的相互印证、史料与实物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基础上,新时期的新历史考证学对考据、考证的方法又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和升华,代表性著作主要有赵光贤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陈其泰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等。同时,一批基于新历史考证学的学科也逐渐兴起,如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等。新历史考证学有助于史家发现并应用更加科学、准确、真实的历史材料,从而获得更加准确的史实。

  三是当代新史学的引进。所谓当代新史学,主要指的是当代西方新史学,尤其是年鉴学派的史学。上世纪80年代末,姚蒙编译的《新史学》一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法国年鉴学派新一代领军人物勒高夫的一些代表性论著。《新史学》的重要论点有二:对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史学研究提出质疑,主张用经济史、社会史、文明史的范式来研究历史;主张以“长时段”的视角进行历史研究,并提倡心态史学等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当代新史学在近年来国内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当前国内史学界研究的主流理论与方法之一。除了这三个主要趋势外,国内史学界在史书撰写体例上也有所丰富。除了传统的编年体外,纪事本末体、典制体等都有所涉及。由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体例方面做了创新,运用了综合体即纪传体来撰写史书,令人耳目一新。

  1.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与我国史学注重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以及对西方史学的借鉴、吸收这种渐进式发展有所不同,西方当代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为多元。西方史学界普遍较为认可美国历史学家斯托亚诺维奇对西方史学范型的划分,即鉴诫史学范型、叙述性范型以及“结构·功能”范型。其中,前两种范型可以归为西方传统史学范畴,而后者则可以归为当代西方新史学的范畴。在“结构·功能”范型中,最具代表性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法国的年鉴学派。其理论缘起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代年鉴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为布洛赫和费弗尔,第二代为布罗代尔,第三代为勒高夫。对于年鉴学派的基本理论,前文已经有所概述。当前,年鉴学派已经成为西方史学界最为主流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之一。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也成为西方当代史学的重要趋势,主要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理学的交叉融合。比如史学研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交叉融合之后出现的新政治史、新经济史、新社会史等流派。在与自然科学、理学交叉融合之后,出现的则是诸如天文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方法。除了交叉融合之外,西方史学界借助其他方式与手段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诸如比较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等也都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辅助性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也成为西方史学界一个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流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界也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并逐渐进入到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史学反对进步史观、反对宏大叙事进而认为历史是虚构的。虽然这些观点仍然有不少硬伤,但其对史学研究的挑战恰好促进了西方史学界对诸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反思。

  三、广播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创新

  从当前国内广播史学研究所运用的理论与方法出发,对照当代中西方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前沿,本文对当前广播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创新提出一些思考。史观是根本。从国内史学界百年来的实践与传承来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依然是治史、治广播史的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衍生出的诸多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广播史领域的诸多复杂问题,是一套科学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维护史学研究尊严的根本方法。广播史学研究虽然不可避免地与很多其他因素所交织,但也需要守住这个根本。

  史实是史学研究的骨架与血肉。历史知识的形成正是来源于对史实的分析、综合、解释、升华。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对史实的求真一直是其史学研究的最高追求之一。到了现代,新历史考证思潮兴起,尤其是近年来新历史考证学的复兴,都使得对史实求真的理论与方法日臻成熟,形成了一套科学化的体系。广播史学研究在对史实的探求过程中,可以多借鉴、运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新历史考证学,以求得更为丰富、真实的历史事实。

  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起源于西方,并在几个世纪的实践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与此相应发展起来的西方现当代史学也产生出诸多有价值的理论与方法,这些都可以为广播史学研究所用。比如,借鉴年鉴学派“从下向上看”的研究视角,将更多更为丰富的材料纳入广播史料范畴。由此可以在广播的行业史、机构史、宣传史、技术史的范畴外衍生出广播的社会生活史、广播的经济史、广播的文化史等新的研究领域,还可以形成对广播受众的更多的、有价值的挖掘和认知。这些都将扩大广播史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丰富广播对中国百年来整体历史影响的解释与认识。还可以借鉴西方史学中,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趋势,运用传播学、广播学的理论与方法,广泛采用计量研究方法和数据材料,将广播史学研究进一步传播学化、广播学化,形成新广播史学研究流派。

  在研究方法上,广播史学研究可以对西方史学的多种方法进行借鉴与运用。其中,比较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影像史学等方法尤其值得借鉴。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种媒介的广播毕竟具有其特殊规律性,同时,不同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情况也决定了不能简单套用中西方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史学视阈下创新广播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主要路径在于:以广播媒介的发展规律及中国广播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中西方较为成熟的、应用广泛的、适合广播史学研究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融会贯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发展、完善,并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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