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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互动探究

发布时间:2017-08-25编辑:毕业论文

  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理论创新主体间的理论互动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起着融合、促进的关键性作用。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理论创新的研究与实践。特别是延安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创新主体,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与理论工作者群体为推动中国革命实践发展,围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学研究以及文艺理论创作等方面内容进行了任务艰巨而又影响深远的理论探索与互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本文试图立足于较为详细的历史资料基础上,对该时期毛泽东与党的理论工作者理论互动的具体内容作系统梳理和剖析,相信对于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互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体内容。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有着丰富的学理资源,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论精华,尤其是当时延安理论工作者群体的学术研究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此进行了积极吸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准确定位。早在抗战爆发以前,何干之就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国经济读本》中分别对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何干之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特点:一方面,经济的政治的统治均操在帝国主义手里,支配中国的是国际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度正逐步走向崩溃瓦解,但封建势力依然具有极大的支配作用。1936年11月,何干之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 正式提出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观点。1937年秋,何干之由上海赴延安,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撰写完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一书。在这本书中,何干之从中国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金融财政包括中日战争下的经济机构变动等方面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展开了全面论证。何干之的这一系列理论阐述与观点对毛泽东产生了直接影响。1938年3月,毛泽东在给抗大学员所做的演讲中,完整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知道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性的,还不能忘了半殖民地的性质”。

  同年11月,毛泽东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进一步强调。经过理论工作者的深入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内逐步得到系统研究与科学论证。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体系最终形成。此外,郭沫若、何干之、吕振羽等理论工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划分、中国革命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发展动力等问题的研究也促进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认识的深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过程中,党的理论工作者除了在各种思想论战中发挥作用以外,还积极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理论著作、文献的写作。据陈伯达回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正值中年,精力旺盛,体力充沛。因此,毛泽东的著作一般都由他自己亲自执笔”。在毛泽东1939年以及1940年撰写这些理论著述过程中,除一些技术性文件外,毛泽东的著述大都是亲力亲为,一般在完稿后会再让秘书提些修改意见。但也有个别论著是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们直接参与下完成的,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冬,“毛泽东计划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一个学习课本,编写任务确定后,大家共同商定写作计划,拟出文章的纲目结构,并作了具体分工。

  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在延安的几位同志负责,第二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自己撰写,第三章《党的建设》原计划由李维汉完成,最后再由毛泽东进行统稿。1939年,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论》初稿交予吴玉章审读,请吴老提出修改意见,并附信称“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1940年1月,毛泽东又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扬,“文章还有待汇集意见加以最后修改……累你等得太久了!现送上初稿一份,请加审阅、指正、批示! ”。2月15日,经毛泽东亲自校对后,该文刊登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20日在《解放》第98、99合期刊登时,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理论总结。作为一种正确反映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理论形态,广大理论工作者在这一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孜孜以求、艰辛探索,在中国社会性质分析、革命阶段探索以及理论著作编写等方面做出了他们独有的理论贡献。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互动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逐渐趋于成熟,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代表性著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先河。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个人努力外,还与党的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宣传所做的理论准备紧密相关。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白区以及国统区许多理论工作者如艾思奇、何干之、张如心等纷纷来到延安,他们在致力于哲学理论研究的同时,编写和翻译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哲学著作,为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搭建了桥梁,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1936-1948年间研读了大量哲学著作,如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沈志远译)、《新哲学大纲》(艾思奇、郑易里译)、张如心的《哲学概论》、西洛可夫与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译)以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毛泽东不仅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哲学,而且积极推动党的理论工作者学习和研究哲学,并时常与艾思奇、李达等理论工作者进行交流探讨。

  艾思奇到达延安后,在抗大担任主任教员,与毛泽东关系密切,时有交往。1937 年,毛泽东致信艾思奇,就艾思奇的“差别不是矛盾”这一观点进行了探讨。毛泽东认为,“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能成立,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矛盾,在信中他还以“大司父煮饭”“半工半读”等例子加以证明。1938 年春,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哲学学习小组,大家基于共同兴趣自愿参加,每周三晚上,组员集中在毛泽东办公的窑洞,由毛泽东到会主持,大家漫谈新哲学。1939年5月以后,毛泽东在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批注中,及时修正和补充了他在《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对、绝对问题,“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1947年,艾思奇在对《大众哲学》修改时,充分吸收了毛泽东《实践论》中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两个条件、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以及群众路线等思想。经艾思奇修订后的《大众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毛泽东思想。

  李达与毛泽东自1927年在武昌分别后便久未谋面, 但缘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爱好,他们在哲学领域的思想交流却从未间断。抗战爆发前,李达委托朋友将自己撰写的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转交延安的毛泽东。郭化若回忆道:“到延安不久,毛主席在一次小型会议上对我们讲:‘李达同志给我送来的《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不下十遍……你们也可以看看。’” 1938年初,毛泽东开始反复认真仔细地阅读该书,并做了详细的批注,共约3500字,是毛泽东读书笔记中批注最多的哲学著作之一。尽管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没有与李达进行直接的互动交流,但李达的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和译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毛泽东在该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材料,也是毛泽东创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主要思想渊源。从1936年8月至1948年春,毛泽东曾先后三次致信问候和邀请李达前往延安和解放区,由于种种原因,直至1949年5月,毛泽东与李达才得以最终在北平香山会面。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在古代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互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加强了哲学与普通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提供了分析中国具体实际的“工具”,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关于史学研究的互动

  延安时期,除“哲学热”以外,史学也是当时学术研究中的另外一门“显学”。1943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史学理论工作者要开展中国近百年历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对于中国近百年史各专门史的研究可交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以及范文澜、陈伯达、艾思奇、周扬等人协同完成”。除了在中央工作层面部署史学研究的具体任务外,毛泽东还积极与从事史学研究的工作者进行理论互动,强调史学研究要服务于抗战实践。1939年1月,何干之致信毛泽东,谈了他准备写《中国民族战争史》的思想和计划。同年1月17日,毛泽东复信称“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的研究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为工具的研究,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在信中,毛泽东谦虚地表示,自己对历史研究有兴趣,并把哲学、经济学、马列主义等基础理论科学视为历史研究的工具,但自己目前还只能作为工具的研究。此外,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抗战时期的史学要突出为民族抗战服务的特色,他对何干之关于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表示了认同:“如果你能在书中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等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这对于当前抗战是有所帮助的”。尽管何干之当年与华北联合大学挺__进敌后战场去办学,至1943年才奉调回延安,未能完成这些写作计划,但何干之认为,毛泽东在信中所强调的历史研究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值得史学工作者们加以重视。

  1940年1月,范文澜在完成了世界观与治学路向的转变后奔赴延安,毅然接受了党中央交付的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1940年夏,范文澜应邀在延安新哲学会上作了三次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在报告中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对长达两千余年之久的经学进行了系统总结。出于对范文澜关于中国经学史研究的理论价值以及讲演的赞许,毛泽东在9月5日致信范文澜,鼓励他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受毛泽东的影响与启发,此前范文澜长期研究经、史,但研治范围侧重于在上古及中古阶段,自1940年以后,范文澜的研究领域空前扩大,特别关注近当代历史研究。此外,毛泽东为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运动规律,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了“两个过程”说。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说,对范文澜编著《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范文澜在编写《中国近代史》时,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生动而又严谨地诠释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是如何“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以及“中华民族如何在双重压迫下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944年4月,毛泽东在致信李鼎铭时指出,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主张要用新的历史观点来研究农民起义史。他认为,“大顺帝李自成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是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此类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士绅李健候在《永昌演义》中“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的观点应当予以纠正,只有按照上述新历史的观点加以改造,才能发挥教育人民的作用。毛泽东还注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对有益的理论成果加以发挥运用,使之产生实际效用。1944年11月,毛泽东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印发全党高级干部,告诫同志们要在革命和建设中戒骄戒躁,不重犯类似李自成这样的错误。

  延安时期,以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杨松、吴玉章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形成。他们在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中,特别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与鼓励下,史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与进步,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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