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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西史学结合的典范———《通史新义》述评

发布时间:2017-08-25编辑:毕业论文

  何炳松是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学家,早年曾赴欧美留学,深受美国学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理论的影响,编译多部西方史学著作,全面、系统的介绍了鲁滨逊“新史学”理论,其著述颇丰,《通史新义》便是其中之一。该书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被列入该社“大学丛书”。《通史新义》以西方史学理论为依据,引入西方“新史学”研究法,同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之研究方法,形成独具特色的史学研究理论及方法体系,是中西方史学结合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何炳松试图通过该书为中国史学发展提供新的方法与研究路径。何氏史学理论对于当时中国史学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对当下我们研究历史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故此做一评述。

  一、体例完备且宗旨明晰

  体例又可称为义例或凡例,是史学著作的纲目与内在结构,好的体例可以表现著述的内容与宗旨。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非常注重对整书内容的编排与表述,使得该书体例较为严谨、内容较为翔实。何炳松虽然受到西方史学思想影响很深,但亦深受中国传统史学之影响,尤其推崇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对于中国传统史料考订之学尤为重视,将史料看作研究历史的前提。该书分为导言、上、下编三部分:导言主要论述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的概念及相互关系,并划定了历史尤其是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上编专门叙述社会史料研究法,系统的阐述史料考订与社会事实编比的理论与方法:下编主要探讨社会史研究法,并对涉及历史与历史研究的相关概念、原理、研究步骤与研究方式都有详细而具体的论述。本书共二十一章,阐述问题明确,作者在序言中有明确的论述,拙文便不加赘述。

  完备明晰的体例与合理的编排能够很好地反映史著作者的撰述宗旨,并且可以从其宗旨中部分了解其史学思想及史学研究指导思想。何炳松深受西方“新史学”理论影响,在该书问世前便已经编译了多部西方史学著作,其宗旨在于传播西学,并借鉴西学促进中国史学发展。其在本书序言中有明确表述:“总而言之,著者之作此书,唯一宗旨在于介绍西洋最新之通史义例,盖因其依据各种最新人文科学研究而来,较吾国固有者为切实而适用,足备国内史家之采择,初不敢因其来自西洋,遂奉之为金科玉律也。”何炳松通过传播西方史学理论目的在于促进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新史学转型,并极力提倡编纂通史,其撰述本书目的也是为了与时人进行交流:“并欲藉此书与国人商榷三种管见焉:即史料与著作应分两家而后通史之观念方明,现代吾国流行之通史义例似而非是,及通史不宜独尊是也。”何炳松通过本书欲阐述其史学思想,并构建适合中国的近代史学研究体系,其特别重视社会史研究,在目录、体例中可以体现其史学研究宗旨与史学思想,其采取的便是“提出概念———分析———解决”的论述方式。

  二、内容翔实而方法独特

  研究、学习历史需要有相应的理论与方法,何炳松撰写《通史新义》大量介绍、引用了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并结合中国传统考据史学,重视对史料的考订,将二者融合成为自己独特的新史学理论。有学者就认为何炳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融合了西方的诠释方法和中国传统的义理方法”,而将中西史学研究方法结合进行历史研究也正是《通史新义》的特色所在,作者在书中虽以西学理论为主,但同时也引用了许多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容进行论述,达到中西汇通的效果。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翔实的史料运用理论

  系统的阐释如何考订、运用史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何炳松受到西方近代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史学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历史的研究本质上是“主观主义”的研究。何炳松强调历史研究首要是对史料的研究与理解。他认为史料是当时人经过对事实进行观察或听他人转述记录下来的资料,而在记录史料的过程中便深深的印上史料记录者的主观观念,因此史料本身也是“主观”的产物。历史本身就是一种“主观之学”,他在《通史新义》一书中也有多处论述。何炳松认为后人在考订、分析史料时必须要分析、了解撰述者的性格与心理特点,“史料为物仅能使吾人直接认识撰述者之思想而已,盖史料仅系心理事实之遗迹也”,研究史料就是揣测撰述者的主观动机、信仰与观念。在研究社会史时,根据史料进行研究,得到的许多知识与概况都是观念性的,是研究者运用一种先验的方法对以往事实进行合理的想象与推理得出的一般性状况。“所有历史事实或社会事实之编比必属一种想象之工作,盖观察所能给予吾人之知识仅系个人或物质状况而已。所谓社会乃一种关系之综合,此种关系非吾人直接所能观察者也,盖纯由想象得之。”何炳松强调运用心理分析方法设身处地地解读、阐释撰述者的心理及处境,回到撰述者记录史料的心境与环境,以此来达到分析史料的目的。何炳松重视对史料的考订与分析,这一主张继承自中国传统史学,他本人非常欣赏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其中有关史料的考订方法极为推崇,这也体现出作者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尊重及对其精华的有益吸收,并结合西方研究方法,使史料考订与编比更适合现代史学的需要。何炳松强调史料的主观性,因此对于史料的分析、考订也受此种观念影响。他将史料考订的步骤实际分为“来历之考订”“诠释之考订”“诚伪之考订”和“正确之考订”四部分,以此分别考察史料的来源、撰述者的概念、信仰及撰述者观察史料是否正确。通过相对缜密和细致的考订可以减少甚至排除讹误史料的干扰。

  实际上,何炳松在书中用几乎一半的篇章在论述史料,充分证明了作者对于史料的重视,将史料作为研究历史的首要条件,其对于史料分析与考订的各个环节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例如在分析撰述者撰述史料的工作方法正确与否时,提出了许多设问:“撰人熟知正确之理智工作否?撰人熟知如何抽象,如何推理,如何通概,如何计算,如何观察等等方法否?当撰人利用他人所撰之第二手资料以证实其一己所不能观察之事实时,亦知用相当之考订功夫否?撰人曾表示其毫无能力,常常暴露此种工作中易有之错误否?”像这样细致的表述与分析书中还有许多,这里便不加赘述。通过这些可以看出何炳松对于史料的重视,而论述史料时最终都会落脚于社会史的研究中。

  (二)系统的史学研究方法

  《通史新义》是何炳松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作者本身也受到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亦大量采用西方社会科学、史学研究法。在阐述具体的研究方法之前,他对中西方史学发展做了简要的追溯,并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中西方史学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得出社会史研究既要“通”又要“专”的结论。社会史研究要在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互结合的前提下充分的应用各种新史学的方法,作者的思路便是中西研究法的结合与融通,以此来促进中国近代史学的新发展。该书限定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社会史,而研究社会史采用的是中西方法相结合并以借鉴西方为主的方式,《通史新义》中有大量篇幅是用于介绍、分析西方研究法的,如统计方法、心理方法、实证法等,并且将这些方法的适用范围与操作方法都一一加以说明。例如,何炳松在谈及社会史引入定量研究时说:“自社会史之眼光观之,对于一个社会之知识乃其结构之知识,即其各部分分配比例之知识也。然数目、分配、次数、比例等皆系定量之观念。吾人对此,不能如文学、美术、科学或甚至法律与政治制度等之可以纯用定性之社会现象描述社会之真相。是故吾人可以断言,社会史必须为一种绝对之定量知识也”。由此可以看出何炳松认为研究社会史西方研究法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统计方法、心理方法的应用是近代西方“新史学”的典型的方法,将其引入历史尤其是社会史是必不可少的:“然欲了解复杂之事物,则计数实为唯一可能之定量方法,而所有生物及生物所产生之物则又均极其复杂而不单纯者也———除非吾人将此种事物表以轻重之观念或用数目所表之价值观念(吾人不能以度量方法施诸群羊,然可量其轻重)。故欲切实说明一个社会之结构,计数方法不可或缺者也。”当然,何炳松倡导使用西方研究法,但并不是认为其是万能的,由于其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因此也强调以上各种方法只能呈现出历史的表象或局部,最根本的方法还是对于史料的应用与理解。

  三、特色鲜明的史学思想

  任何一本史著的撰写都有一定的指导思想和史学思想,《通史新义》是结合中西史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下完成的,作者在其体例、内容及方法的运用上均体现出一种中西结合且具有自己特色的史学思想,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体现“人本主义”的历史观

  何炳松强调历史学科的“主观主义”,上文论述到何炳松对于史料的分析、撰述者心境、动机的分析,在笔者看来,本质上都是在体现“人”本身的特质。无论是对撰述者的分析、对于史料的理解,本质上体现的都是人的活动与思维,后人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实质上是与撰述者的思想、情感的交流,每一史料所描绘事实都是带有“主观”意念的“想象”出来的事实,何炳松所谓历史“主观主义”则是突出了人作为历史、社会活动中的主体。所谓的历史或者社会史,本质上体现的都是人的关系与观念,社会事实也是如此:“社会事实仅属抽象之物而已,尽皆属某一部分人类之行为、状况或关系也。”历史属“主观”,一切观念都是人为赋予其含义的,没有人也就没有社会,因此一切都是相对的。

  (二)具有强烈的综合史观

  本书的综合史观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的中西结合、史学研究的时空联系以及“通史”与“专史”的结合。该书下编的编排逻辑便是遵循综合史观的思想,何炳松在阐述其社会史研究法时先介绍分析各个单独事实与单元,然后再进行综合的分析,同时注意历史的横向与纵向联系,强调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何炳松重视通史、史义,推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便是很好的例证,因此他一直强调编写通史的重要性。在何炳松看来,通史有许多优点,且最终可以用来改良现实社会。他在《通史新义》中便认为通史应当在体例上、内容上全面反映社会历史的全貌,其关键在于“通”上:“是故所谓通史实即共通之历史。吾人于此可知所有专史之编著虽完备异常,而在吾人之历史知识中始终留有不可或缺之部分,此不可或缺之部分非他,即吾人所谓通史者是也。其特性在于描写具体之真相,叙述社会人群之行为与伟业。故通史之为物无异一切专史之连锁,通史中之事实无异专史中事实之配景。”何炳松强调通史的重要性,但是并不排斥和忽视专史的作用。在《通史新义》中,何炳松强调历史研究的“并时性”与“续时性”,本质上也是在强调通史与专史的关系,只有在研究专史的基础上才能综合研究通史,否则,所研究的历史事实是不准确的。这也体现出何炳松史学思想的“分析”与“综合”的研究方法,书中都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便不再赘述。此外,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还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强调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异同点,并指出史学研究具有其独特的方法与理论,强调历史不是直接观察、实验的学科,“就研究方法而论,自然科学运用直接观察法和试验法,史学只能用间接的推理法”,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实证主义史学。强调历史要“求真”,但是,“由于他缺乏科学认识的指导,因此在史学研究中无法真正得到‘求真’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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